二十多年前，我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从诸位先生问学。彼时，我曾担任恩师汪丁丁教授的课程助教。汪老师博通淹贯，于学问无所不窥，不仅对经济思想史（以历代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见闻广博，对经济史（以与经济相关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也如数家珍。但那个时候我年轻无知，虽然对这些也都从之受教，对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总是觉得不够有智力上的吸引力。而我当时最羡慕的是汪老师数学系出身，对一些公认的高深数理经济学著作，也能通读无碍。
记得有一次，汪老师在课上无意间提到，当代经济学虽然发展得纷繁芜杂，但归其要旨，莫不是在一般均衡理论下发展各自的体系，即便是反对这套体系的，也不得不以之作为对照来发展自己的学说。所以，要懂得当代经济学的体系，能读得懂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2004）的《价值理论》一书才算入门。
杰拉德·德布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理经济学家之一，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1959）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性著作，以其严密的数学公理化方法重塑了经济学分析范式。
我当年如初生牛犊一般刚刚闯入经济学领域，当然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成绩，听汪老师这样一说，就想着若是有机会读到《价值理论》这本书该多好。说来也巧，当时邹恒甫教授在武汉大学创办高级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海外购置了不少现代经济学经典著作和教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刚好派人复印了一批，其中就有《价值理论》一书，我赶紧复印了一份，如获至宝地拿回来阅读。
然而，令我倍感沮丧的是，这本书除了序言之外，我几乎完全读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好在那时年轻，我也愿意花笨功夫，在同系学长的指点下，便到浙大数学系听了两年课。如今，偶尔从书架上拿出当年复印的那本《价值理论》，随手翻翻，我对关键处已经能够做到会心一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能够通过自学完成这样的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训练为荣，也骄傲地看不上许多人的所谓经济学研究，认为那不过是资料汇编而已，其智力内涵约等于零。如今，想起那个时候的思想独断，我就为自己感到脸红。
直到十多年前，我开始困惑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甚至自己也饱受这套逻辑体系带给我的生活上的困扰，我渐渐对这套被熊彼特指斥为“李嘉图恶习”的分析范式有所反思。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这部经济思想史名著中指出，李嘉图在经济分析中过度依赖抽象逻辑推理，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这导致其结论的实用性往往受限，使经济学沦为纯粹的逻辑游戏。比如李嘉图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如比较优势理论、地租理论等），常常通过高度抽象的假设（如完全竞争、固定技术、忽略制度因素等）构建理论模型，从而把经济规律视为普适的、静态的，而忽略了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熊彼特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这里，熊彼特把历史放在了第一位。要知道，这可是一位一直坚持学习数学的经济学大师的话。而且，他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经济史。熊彼特甚至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在这三门学科中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另外一位老师赵伟教授，是我国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他当年在选择经济学的领域时，就比我幸运。虽然同样是初入经济学而感到迷惘，但赵老师在迷茫中选择了外国经济史方向，后来相继又把研究领域扩展到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以及区域和空间经济学等领域。赵老师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些其他领域发出独到见解或者说有创意的新见，莫不是受了早年在外国经济史领域所下功夫的助力。
赵伟所下的这番硬功夫，其成果便是他于1994年秋印行的一本外国经济史专著《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这是一部关于当代六个工业化大国经济成长与经济体制演进的历史叙事，这六个工业化大国分别为英、美、法、德、日以及苏俄。如今，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30年后，他又修订出版了本书第二版，并于2025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赵老师作为一名在多个经济学领域均有所创见的前辈学者，三十年念兹在兹的竟然是这样一部经济史著作，足以说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对其学术事业的滋养之功何其之大。
《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第二版）》，赵伟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熊彼特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不得不说，赵伟教授的这部著作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印证了熊彼特的这一说法。
不过，经济学家在了解历史细节，获得历史感的同时，也应该反思自己学科的优势何在。历史不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需要我们的爬梳、整理和分析。而这种爬梳、整理和分析，就不得不涉及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世间没有非主观的历史，即便是普通的历史记录和历史叙事，也有其主观的成分。我虽然在前面反思了“李嘉图恶习”给经济学家思维造成过度简化、忽略现实复杂性的倾向，却并不是在彻底否定逻辑和理论训练在经济分析上的作用。
同样，具体到赵伟老师的这本书上，我们也会发现30年的光阴在对经济史认识上的变迁。近些年来，西方的经济史学界发展颇为迅猛，尤其是以乔·莫基尔为首的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史学派，重新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起源与扩散，以及自由放任的历史表现等方面，均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结论。这些工作是三十年前赵伟老师所看不到的材料，这也说明，对经济史的认知也会受到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数据可得性的刷新。
不久前，我给某名牌大学经济系学生作了一场关于经济学的讲座。提问环节，对我关于“李嘉图恶习”的反思，有一个聪明且很善于思考的学生表示明确不满，他说他就是因为经济学还算是有些逻辑体系的，所以才在社会科学里选择了经济学。
那时，我看着这位同学，突然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他，不就是二十多年的我嘛。我跟他讲，有逻辑体系和有历史感地加以论证并不矛盾。在李嘉图之前，乃至李嘉图同时代和之后的经济学家那里，大家都不像李嘉图这样如此依赖简化的假设以及由此而作的演绎推理。李嘉图自己也承认，他对历史和人文方面的训练远不如他当时的一些学者朋友，比如马尔萨斯，他擅长的是简化和逻辑推理。
在李嘉图那里，工人是工作赚钱然后生育更多后代的个体；资本家是拥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创造性个体，目的永远是扩大再生产，追逐利润，而地主啥也不干，只收取地租。如此简化的设定，使李嘉图可以轻松地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只会使地主受益，使全社会受损。这样的理论简洁有力，还给人智力上的瑰美之感，难怪19世纪那么多人奉他的学说如圭臬。
李嘉图这样做，固然增强了经济学的逻辑吸引力，但同时也削弱了经济学的历史厚度和文化意蕴，可以说，在今天，这种论证方式是使得经济学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变得茕茕孑立的原因之一。
看来，逻辑严整更能吸引有智性追求的孩子们，但普罗大众却不买账。他们更关心利益和情绪。时代虽然在变化，但循环仍然在一代一代地延续，不过不是简单地只是循环，而是递归，每一代都在选择集合上与前代留下的约束条件中，寻找自己这一代的优化目标。
历史当然是更加丰富的，准确地讲，我们只有历史，因为未来尚未到来，而现在不过是瞬间。而我们认知历史，却只能凭靠有意识的模型和逻辑，虽然我们直接的推理常常依赖归纳，但一旦上升到对规律和一般社会现实的理解，就不得不依靠理论。可以这样说，如果历史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函数，逻辑就是一段一段的线性分段函数，它可以无限逼近于历史，却无法替代历史。为了认知，我们需要逻辑，“李嘉图恶习”也是美德；但只有逻辑，而少了历史的细节，它就会失去成为流行文化一部分的机会。这样的局面，是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奠基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一个难解的两难问题。但我认为，阅读经济史，增强历史感，经济学家是可以弥补“李嘉图恶习”所带来的缺陷的，这样反而可以更好地实现斯密认为的经济学是“立法者科学”的标杆！而赵伟老师的这本《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第二版）》就是这样一种从30多年前就开始的努力，我衷心地期待我们以及我们下一代的经济学者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考传统，开出新的天地来！
（作者李井奎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主攻方向为因果推断、法律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为国内知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独立翻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另著有《大侦探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因果推断革命》《在哈佛看美国》等）
